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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灵先生的《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和由嵘先生主编的《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6页）对《王位继承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做了比较细致的介绍。

[55]同前引[6]，林来梵书，第67-68页。规范宪法学建立了党在宪法下的理论模式，其要核是人权至上与政党自限，根本目标是实现宪法对于政党的权威地位。

宪法典是在父辈监视下行事的子辈，政党登场，宪法死亡。一方面，规范宪法学立基于人权政治理论，预设人权规范为宪法规范的核心，是直接从人权价值的至上性推演出人权规范的至上性。规范宪法学视之为核心的人权规范，在政治宪法学中，居于最次的序位[44]。[15]凯尔森回避政治这个态度本身隐含两种政治意义，一是用法治约束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二是学术政治策略，以回避难题的方法营建法学的帝国。三者均建立了二元的宪法理论结构——国家权力VS公民权利、政治决断权（绝对宪法）VS宪定权（宪法律、相对宪法）、成文宪法VS不成文宪法。

因此，即便规范宪法学的相关成果通篇未提及执政党，其理论指向仍是如何通过人权规范的合理解释实现对中国政党的法律规范。同前引[27]，陈端洪、高全喜、林来梵文。大致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将在经济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再过20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中期，也就是2050年左右，中国实现现代化，其中包括政治民主化。

如果要确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当然需要建立一定的机制使法院真正独立于政府，这需要借助人大与政府关系的全面改进，使法院的建制、编制、人员、财政、设施与装备等都建立在人大制度基础上。另一方面，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权限、程序、方式、效力等应当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以增强人大政治权威，同时应当强调人大监督权的集体性与程序性，避免对司法的过度监督造成人大政治权威的流失。司法已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作为政治附庸而存在，在政治文明背景中也不可能退回到像以往那样的可有可无的边缘化甚至从属性状态，老体制中司法的灰暗色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已渐变明快，新体制中的司法成为不断成长的和越来越重要的法律实施机制。司法中心主义的观点显然偏离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在中国稳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在现行国家宪法政治框架中，恐怕难以出现司法国家现象。

  二、改革政法体制造就适度型司法 政治改革面临着重新构造司法的任务，尽管不能像有些学者主张的那样将司法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切入点或者说突破口，但应当承认，构建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毫无疑问，做实人大决策权和监督权是建设权威型人大的基础选择。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国情，以协商民主建设为目标，通过人民政协制度突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特色。很显然，法院的角色定位以及法院的相对独立并不是西方三权分立理论在中国制度上的体现，而是中国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逻辑，是法院独立履行行政审判职能的需要。

难以估计设计和实施这样的改革方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能否使司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而确立和增强司法权威。进入专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治权威 适度司法 司法独立 。[1]从三十多年前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目前广泛兴起的社会管理创新，其间伴随着渐进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上，政法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政法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和法治现象。

任何权力都有界限问题，司法界限问题关键是司法职能定位问题，法院确实不能做社会的领跑者，一定要照应政府的其他分支。因此，在政治体制中需要建立一个能够保持中立和独立以避免官官相护的司法，它继续承担着打击犯罪和裁判民间纠纷以及监督依法行政的功能，同时它需要担承裁判行政纠纷的职能。

独立型司法并不排斥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法院、检察院应当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以保障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规定的实际意义，使法院、检察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效履行裁判纠纷和法律监督职能，这是一个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权威型人大建设分不开的重大现实问题。长期以来，在西方及西方殖民地国家，法院被视为法律实施的绝对核心，诉讼是法律实施的主要形式，司法中心主义在理论上盛行，法学院开设的立法课程关注法院怎样解释法律而非立法理论和实践。

个体利益被划入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中，对利益分配的意见和建议均被纳入规范性渠道表达。应当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一方面，将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并强调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意义。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协商民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治制度缺少法治成分，司法仅是一个次要的、边缘化甚至从属性的角色。这无疑将逐渐改善中国政治生态，包括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地位，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实践中国特色的分权原则，增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权威，建立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全面关系，形成基于司法职能需要的司法权威和中国话语式的司法独立。在中国，政府依法行政比加强司法对推进法治而言具有更基础的意义。

在命令-服从的秩序中，社会成员对象化甚至客体化，缺乏主体性的社会成员类同于臣民，没有什么权利而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几乎没有个人利益存在的空间，或者说，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政治序列中，先国家后集体，基本上不存在独立于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个体利益。已经确立的司法权威需要自我维护，法院必须自律、自主、自信，维护自身公正形象，确保审判效率，在排除外来干预的前提下，减少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干涉和专业性干预，尤其需要注重法院组织伦理（规范）建设和法官个体职业伦理水平的提升。

1950年前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人民代表大会甚至一度停摆。[2] 参见肖金明新中国宪法政治发展回顾与展望，载《文史哲》2011年第5期。

从理论上讲，这样的改革可以推理出司法独立。从政治改革的现实逻辑出发，应当加强党的组织领导权与选举制度的结合，形成党的组织领导与人大重大人事权的制度衔接与统一，突出党与人大的全面关系以及党的组织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

加强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宪法政治，需要通过政党制度的完善形成执政型政党，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权威型人大，通过法治政府建设造就善治型政府，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成就适度型司法，建设法治国家和推进宪法政治，还需要相对自由型媒体和日渐成熟的公民型社会。中国司法构造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政治改革的一个侧面就是要通过改革政法体制造就一个适度型司法。法院司法权威受到的最主要威胁是政府及其部门的忽视、无视和蔑视，尤其是政府通过掌控人财物等资源形成对法院的优势和事实性制约，从而削弱了法院的独立性并减弱了司法权威。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依托和保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执政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意味着司法独立不是针对执政党而言的。[6] 在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十年间，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召开会议。

跨行政区域设置法院意在根治司法权力地方化，为跨省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创造一个独立审判的司法环境，从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只有将政治和司法及其关系等现实问题的应对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从能形成政治发展的长效机制和法治进步的持续状态。

[11] 有学者勾勒出了中国行政法治行进的路线图：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前行政国家。法院在裁判行政纠纷的同时实际上也发挥着运用审判权制约行政权力的效应。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应当确立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体系中立法、行政、审判、检察的关系准则，将政党执政建立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逐步塑造政党政治的宪政属性，实现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衔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宪政化。跨区域建立法院体制将使司法体制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不协调，在地方人大制度框架内，地方政权体系主要由地方人大和一府两院构成，不按行政区划设置法院，地方政权和地方人大制度的完整性就会出现问题。市场化、社会化培育了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政府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已经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双向关系。而建立垂直式司法管理体制以维护司法独立的主张，实际上忽视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在法律实施机制的变化方向上，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历史上政府在法律实施中处于主导地位，伴随着中国法治进程，司法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

完善党的领导内涵与实现方式，应当由党在政权体制外的领导逐步转变为党在政权体制内的领导，改善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方法，完善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的体制机制，实现政党执政（不限于执政，也包括其他党派参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结合，这是中国最高政治的体现。这种国家体制并不需要一个担负裁断政府与公民纠纷的法院，法院也就没有独立于政府的现实必要。

实际上，制约司法独立的因素非常复杂，寻求司法独立的方案也众说纷纭。[19]法院的设置国外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国、法国等国家按独立的司法区划设置法院，而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则没有独立的司法区划。